城里人，乡下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乡下上着小学。也常跟着父亲进城，进城卖菜卖瓜，先是坐着手摇橹的船，然后换成了柴油机帆船。每一回顺利地卖完瓜菜，父亲总会带着我走出设摊的那个桥头，走进那些花花世界一般的街道和商场，以此作为对我跟着他辛苦卖货的一种褒奖。同时，这也让我有了回去跟小伙伴们吹牛夸耀的资本：我又进城了，逛了大马路、看了许多汽车和高楼。可是，每次夸耀完了，我都忘不了要强调一句我内心的感受，我说：城里人真凶。

城里人凶是我最初的感受，现在细思量，想必是当年城乡差距大的缘故吧。这差距一大，人就分了阶层，城里人工作轻松，收入稳定衣着光鲜，心态上有优越感，看着乡下人总觉得差他们好几个档次。于是，眼光都用俯视和排距，说话爱理不理，神态倨傲现出明显的不耐烦。这些，乡下人看着、听着、感受着，就认定了城里人看不起乡下人。小孩子不懂得这些，他们只会说城里人太凶。

城里人不但凶，还“小器”，村里的大人们都这么说。他们这么说自然有根有据，绝对不瞎讲。原因么，且听我说。

俗话说“王母娘娘都有几门穷亲戚”，何况是城里人。日子过得再好的城里人也总还有那么几个乡下亲戚，这对城里人而言似乎不觉着什么，可乡下人却颇当那么回事。平日里闲聊，有意无意间总爱那么神气地表露几句自己有个城里亲戚之类的话语，以抬身份以长脸面。还不光觉得长脸面，心内还一厢情愿地认定城里的亲戚多少总能让自己沾一点实惠的。这里的实惠倒不是指物质上的，主要是非物质层面的人脉啊、关系啊啥的。乡下人认为，自己活在乡下人际交往少，日子过得简单，嘴还笨拙，遇个事一摸头和脚属于死蟹一只。而城里人则不然，他们和市长都生活在一个城里，挨得近自然人脉广路子宽，加上城里人脑子灵嘴巴巧，乡民眼里的难事，他们三言两语就办了。但有城里亲戚的乡民有着那种生来的谨慎和小心，平时绝不轻易麻烦人家，只是保持着来往，恭敬地找些借口送些米啊、面啊、新鲜菜蔬啊之类。等到有了真正的大事，诸如宅基地批不下来，儿女工作分配等能影响乡民命运前途的事临头，这下子得向那城里亲戚开口了。可开了口却不一定能办成，办成了也不一定能十分地如心意，毕竟城里人也不是个个如想像中的那般能“呼风唤雨”吗。这样子，心态失落下就说城里人“小器”，不肯帮忙，以至于进门换鞋、吃饭碗小这样的生活习惯也成了城里人“小器”的佐证。

现在，我喝着茶想到这些事、这些话，倒觉得有些好笑，这哪里是人家“小器”啊，倒是乡下人的“小器”和不自信，把自己放在弱者的位置上，想像着城里人都是强者，自己弱者办不成的事，强者一定能办成。结果，失望之余认定了人家瞧不起自己，不肯出力，太“小器”。

转眼二十几年，城乡差距缩小得差不多可以忽略，交通工具的便捷也让城乡之间来往密切。城市和乡村的界限变得模糊、变得淡隐，至少，在乡民和市民的心里是这么感觉到的。乡下人不再以进城一回为荣耀了，相反，是城里人周末假日蜂拥着往乡下赶，赶回乡下去包地种新鲜菜蔬，去山里呼吸新鲜空气，等等等等。乡下人顺应这种潮流和趋势，广纳四方宾朋当起了老板、庄园主。日子过得丰润了，乡民又数落起了城里人，感慨起城里人过得也不易，说现在东西贵了，城里人柴米油盐水哪样不花钱。花钱还买不到好东西，他们吃的菜蔬可能是打过农药的，吃的瓜果是下足了化肥长的，没准还用的激素催熟。哪像乡下人吃的菜、米，都是单独留块地种出的绿色食品，只下粪肥，吃着安心、吃着养人。还不光是这些，现在乡下的户口可比城里的户口值钱，你看电视新闻里和报纸上宣传的“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哪一样不是乡下人得的实惠多。宣传是这么宣传，事实也确实得着实惠了，那谁谁买空调买汽车，因为是农村户口，底价谈好了，最后又返回好几百好几千，而同样的城市户口就没这些好处。你说，城市户口有个啥好啊。

乡下人这下子可提气了，手心里攥着的钱不比城里人少，还比城里人禁花，心理上的优越感让他们活得比祖辈父辈们更精神、更自信。据说，现在乡下有些富村每年还向村民派发红包，许多在乡村有房屋的城里人正想着法地把户口迁回乡下，他们不想当城里人了，只是不知老家的村子肯不肯让你的户口回来。还别不信，我身边就有几个这么着打算的，也有成功迁回了的，也有村子里卡着不同意的。看来，乡下人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只是，最后得说一句，现在的乡下人种地的越来越少，他们也和城里人一样早出晚归上班、下班、接送孩子，和城里人一样做生意、搞项目，出出进进打着手机开着汽车，一看、一想，乡下人咋不像乡下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