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读后感精选三篇范文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读后感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纪念日，今年是中国全面抗日爆发的70周年，在中国，不断有“理性人士”出来撰写雄文，警告我们不要大量宣传日本人当年的暴行，要避免中国人仇恨日本。如他们所愿，现在政府和这些“理性人士”相互配合，在70周年之际默不作声，最多走走形式，根本没有郑重其事纪念的心。可能所有的中国人都忘了往事，让日本右翼满意，这样就可以显得我们多么“理性”呀！
如果要避免我们仇日，那么南京大屠杀无疑是最容易让中国人产生仇恨的，那么按照“理性人士”的逻辑，我们中国人就应该让美国电视剧《英雄》中的那个能清除记忆的海地人来抹掉我们南京大屠杀的记忆，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是否应该忘记南京大屠杀来博得“理性”的“美名”呢？
我个人以为千万不要听从这些“理性人士”的胡言乱语，他们自己缺钙也就罢了，还想把中国人都搞成缺钙才高兴。
他们一个重要的论点是历史已经过去，现在宣传日本人的暴行会让中国人产生仇恨。那我要说说我的看法。仇恨作为一种人类情感，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而那些软骨中国人却极力把它变成一个贬义词。我要告诉他们，我个人就是对日本法西斯产生了无比的仇恨，他们的兽行是对人性的毁灭性的打击。如果一个人看了张纯如女士的书而对日本法西斯不产生仇恨，那我会怀疑此人是否还有人性，可见在这里我反而认为不仇恨才是没人性。我本人看了一些讲述纳粹党卫队和盖世太保的书，以及看了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后，我也同样仇恨德国纳粹。从广义上说，我仇恨所有泯灭人性的行为，这种仇恨不对吗？
当然一定会有人说，我们所说的仇恨不是指仇恨法西斯，而是指仇恨当今的日本。那么我倒要问一问先生们，你们既然这么有理性，这么有思辩能力，为何你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区隔，而仅仅是笼统的说“不要仇恨”，好像一仇恨就错了呢？另外，即使有人仇恨当今日本，是不是也应该区隔一下他是仇恨整个日本和所有的日本人还是只仇恨那些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如果只是后者，那又有多大的错呢？这些你们为什么不区隔，是有意不提还是脑子笨？如果是有意不提，那么只能说明你的思维不公正，居心叵测；如果是脑子笨没想到，那就不要装什么“理性”，也不要装什么自己有“新思维”的能力。
当然“产生仇恨”只是一条教育我们忘记历史的主要理由，“理性人士”们还有其他的理由，如欧洲人都不提德国的二战暴行，和德国从归于好，德国还成了欧盟的发动机之一，所以我们要学习欧洲人，忘记不愉快的历史，来拥抱日本吧！但是我想请有此观点的先生们注意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德日两国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截然相反的态度，至于双方的态度有何不同，我想我不用在这里费笔墨了，我只想问“理性人士”们几个问题：如果德国像日本人一样否认暴行，欧洲人会轻易接纳德国吗？如果日本像德国一样忏悔自己的历史，我们中国人是不是不原谅日本哪？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其实就一直在等着原谅日本呢，只要它稍微有一点诚意，我们马上就会原谅，只是日本人不稀罕你的原谅，当然似乎也用不着，现在有如此众多的中国人不是已经在骂我们不原谅日本，纠缠于历史吗？今年就日本二战强征慰安妇的问题，美国和荷兰的议会都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承认错误，最近加拿大议会也通过了同样的决议。看来“纠缠”历史的不只是中国人，而那些“理性人士”对于洋人的决议却半个屁也放不出来，请问你们为什么不敢对洋人的决议进行批判，你们那套“不要仇恨”的理论为什么不去教育洋人？看来历史问题洋人说得中国人却说不得。在我看来，这些“理性人士”不过是洋奴而已，日本人是洋人，美国人加拿大人也是洋人，仅此而已。他们就只敢对国人嗷嗷叫，在洋人那里乖的像个宠物狗。
当人还有“理性人士”著雄文告述我们战后日本如何的援助我们，我们要感激日本人，所以不要提历史了。那么我想请有此观点的先生，你能否再写一篇文章，告诉我们日本在中国造成了多少财产损失，况且还有那么多的人命能用金钱衡量是多少吗？日本战败后，中国政府又要了多少赔偿，你愿不愿意写。日本援助中国是事实，但是你为什么不写它为什么会援助中国？如果我进入你家，杀了你的儿子，强奸了你的老婆和妹妹，还破坏你的家产，后来我就是不承认我犯了错，不过我给你点钞票，那么你是否会对我感恩戴德呢？如果不是，那你的文章还是收回去吧！
写了这些不过是我对中国的这些“理性人士”的一点批驳，我不认同他们的观点。不过这些先生们应该高兴，你们的努力结出了“硕果”，你们的观点已经成了主流，我们中国人依你们所愿，忘记了历史，如果有人提，那么就说他是“愤青”，没有理性，“喝狼奶长大的”（让人奇怪的是，喝狼奶长大的中国人没有去侵略别人，而那些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文明的西方绅士和东方武士却来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到底是谁喝狼奶长大的？）。忘记历史是一定会实现的，比如最近电影《色戒》热映，从媒体到网络一片阿谀奉承之声，如果有人指出此片美化汉奸，侮辱抗日烈士，立刻会有一群中国人来群殴他，还嘲笑他都什么年代了，还提那些老黄历。可见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淡忘了历史，不但自己淡忘，还不允许别人记得。“理性人士”是多么成功呀！
如果我当只一个人的面强奸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如果他明知不是我的对手，他还是奋起反抗，这就是血性；如果他吓得发抖，不敢反抗也就罢了，问题时他还要向别人宣传他是多么的“理性”，这才是我们国家真正可怕的。当年的汪精卫不是也很“理性”吗？
我以为，中国人的脊梁从来都是那些有血性的人，而不是那些非常“理性”的家伙。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读后感
南京，途经此处的长江水自古以来就奔腾不息，城内古城墙巍峨耸立，苍天古树随风沙沙作响，路边的那棵老槐清晰地记着禽兽般的狞笑，七十九年前惨绝人寰、泯灭人性的大屠杀依旧历历在目。历史的印迹在诉说真相，城墙边的血痕不会让我们忘记那段饱受屈辱的历史，不会让我们遗忘几代人的痛苦，更不会让我们忘记无辜罹难的三十万同胞。回首1937年，连续几个月疯狂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日本侵略者将无数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残忍杀害，30万同胞在短短的时间内瞬间化为一堆凄皑悲怆的白骨，惨绝人寰，悲恸人心。
“三十万灯弹指灭，一群狼子听尖叫。”兽性残暴的日军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哪怕用世上最好的文字也无法将最真实的历史完整还原，因为相比于这场大屠杀的灭绝人性和残酷无比，所有文字陈述都会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兵燹肆虐、血流成河等一幕幕冰冷冷、凄怆怆的现实触目惊心、骇人听闻。在那段屈辱的岁月里，仅在南京城每天就上演着成百上千的强奸、抢夺、杀人比赛、活体解剖等违背人类最基本伦理的罪恶行迹，他们视中国人如靶子一样，疯狂刺杀；如猪狗一般，肆意杀害；此等禽兽之举，天理不容。
“一位历史学家曾经估算，如果所有南京大屠杀的罹难者手牵手站在一起，这一队伍可以从南京延伸到杭州，总距离长达200英里。他们身上的血液总量达1200吨，他们的尸体可以装满2500节火车车厢。”“仅仅南京死亡人数就远大于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后死亡人数总和。”等，但日军对南京的所作所为却不能仅仅以一纸统计数字来衡量，他们犯下的是灭绝人性的罪行，他们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是无法愈合的伤口，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战争赔偿那么简单，我们需要的是日本人的一次低头，一次向罹难者道歉的鞠躬，一次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弯腰，然而豺狼始终是豺狼，永远摆脱不了其嗜血的本性。
战后日本非但没能拿出诚意悔改道歉，反而污蔑歪曲历史，教导日本人发动战争是为了给他人谋幸福，而日本国家领导人不仅不道歉反而参拜靖国神社，这是否认历史、篡改历史的具体表现。追根溯源，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发展是以效忠天皇为至高无上的荣耀为核心的，除了天皇，其他人的生命（包括他自己），都是微不足道的，可以恣意践踏的。试问，一只恶狗能训练出一群正常的人吗？随着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也将给日本社会埋下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引爆，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铭记南京大屠杀才能使我们时刻警惕日本的狼子野心，才能让我们时刻记得帝国主义的真实面目，才能对此采取积极主动的手段来反击一切反人类的恶劣行为。
铭记历史，勿忘国耻，当代青年更应该承担起责任，如张纯如一般，成为一个为三十万同胞呐喊的战士。让更多的人铭记这一段令人发指的历史，让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的声音，都了解这段被国际遗忘的历史，都能够看清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都能为世界的和平做一些自己的力量。“罹者去，凭者悼”愿在远方的三十万同胞能够看到我们为争取和平所做的一点点努力而感到安慰。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读后感
张纯如(g,1968——2004)，一位年轻美丽,性格文静，才华横溢的华裔女作家,一位敢于伸张正义而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的作者，第一个让西方国家认识南京大屠杀而震惊世界的人。2004年11月9 日凌晨，在美国加州洛斯盖多一片未开发区域的一条未命名的路上，用手枪自杀在自己的车内。她的自杀震撼了世界,深深牵动着亿万海内外华人的心。至今，她自杀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
我是一个退休的老战士,一个曾经做过半路出家的中医心理医生。前几年，我从《老年文摘》报上阅读了有关张纯如的二则报道。她的事迹让我感动，她的崇高社会责任感和献身精神，让我肃然起敬。但说她是因患抑郁症而自杀？又让我心存疑问。我总觉得,患抑郁症自杀是一种病态心理行为，与张纯如的精彩人生格格不入。这个疑问一直压在我的心头。后来，我学会上网共享信息资源，探索思考了这个问题。我在“百度”找到了张纯如，从有关她的资讯里和她写的《南京大屠杀》书中，寻找到她的人生足迹和心迹。结果，我发现了她的死因与抑郁症相关而不相同的结论，探求到了与她”病前的样子”相联系的”心结”。千虑一得,谨以此文，纪念张纯如诞生43周年。以表达一个老战士对一位年轻而英勇先逝者的缅怀之心。
张纯如1968年3月28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她的父母给她取这个儒雅的中文名字，使我们联想到抚育她成长的家庭环境的和谐与温馨。张纯如在伊利诺州长大，当她就读大学的时候，就明确选定了自己的人生目标。她为了“传播社会良知”， “通过文字传达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和感情”，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位,转学新闻专业。1989年从伊利诺州大学毕业后，即在《芝加哥论坛报》担任记者，1990年与电气工程师布莱特.道格拉斯订婚,1991年结婚,7月迁往旧金山湾区。她对早婚非常满意。她说：“我认为早婚对我的事业很有帮助，这样我就把那些花在约会这些事情的精力和时间放在写作上”。 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是“最好的朋友，经济筹划人，精神咨询家”。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写作博士学位后，即开始了她的专业写作道路。1996年，就出版了她的第一部书，《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之谜》。赢得了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和平与国际合作计划奖”。初尝到了成功的喜悦。
张纯如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只是童年记忆中传说。直到1994年12 月,她在加州圣何塞城郊的库帕提诺，参加一个纪念南京大屠杀暴行死难者的会议，从会议展放着的南京暴行图片中，她看到许多惨不忍睹的黑白图片，受到强烈的心灵震撼。这时的南京大屠杀对她已不再是儿时记忆中的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她想，“南京大屠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一幕悲剧。但是，为什么有人否认它，而且所有的英文非小说类书籍里，居然没有一本提到这段不应该忘记的历史？几乎所有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却无人知道日本在中国进行的大屠杀。”她为这一现象感到阵阵心悸。她一直认为人性的本质应该是善良的，而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史实竟是这样的丑恶和不可思议。25岁的纯如毅然站出来决心写一本历史著作，“让世界上所有的人了解1937年南京发生的事情”,“探索人性的阴暗面，从日本颠倒黑白的宣扬者的贬抑中，解救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为南京数十万死难者的无名之墓写下铭文”。
张纯如以如此深情和崇高的责任感，1995年冬季开始，就全身心地投入书写这本历史著作。为了弄清事实真相,她只身展转于大洋两岸, 奔走南京的深巷中，寻访历史见证人；埋头在图书、档案馆里,翻阅收集了中文、日文、德文、和英文的大量资料，以及从来未出版的日记、笔记、信函、政府报告的原始材料、甚至查阅了东京战犯审判记录稿；还通过书信联系西方国家当时在南京的历史见证者和日本二战老兵。她发现的重要史料《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和她书写的《南京大屠杀》著作一道，成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的铁证。
她从查阅大量资料时发现，南京大屠杀在世界历史上收到的冷遇。这个奇特之谜引起她深深地思考。她渐渐明白，这种沉默的幕后，是冷战的诸多因素所造成。
美国在二战后冷战的紧张态势中，急于得到它以前的敌人——日本的友谊和忠诚，而姑息了日本的战争罪恶，使日本逃避了许多严厉的惩罚。令她气愤的是日本拒绝承认自己的过去。日本交出的战争赔款不及德国赔偿战争受难者的百分之一；德国纳粹分子即使没有受到监禁，至少被迫退出公开的社会生活，可在日本战后，许多日本战犯在工业和政府部门担任要职；在德国不断向大屠杀的受难者表示歉意的时候，日本却在东京膜拜战犯------。尽管证据确凿，日本许多知名的政治家、学者和工业巨子仍顽固地一口咬定，南京大屠杀从未发生过。并有预谋地企图扭曲历史，歪曲和掩盖历史真相。在日本，如果有人表明历史事实真相，就会受到失业，甚至生命的威胁，逼使反对者沉默。纯如在进行漫长而艰辛的写作过程中，常常被这种顽固的态度所激怒。她强烈的感受到书写这部历史，不仅要澄清日本军队南京大屠杀罪行的本身，而且要揭露日本二战后六十年来歪曲和掩盖这桩罪行史实的历史。这是二个相互关联又不尽相同的暴行。诺贝尔桂冠诗人伊利.威塞尔“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屠杀” 和西班牙哲学家乔治.桑塔亚“忘记过去的人，定会重蹈覆辙”的警言，常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以“再次凌辱（二度残暴）”为题，揭露了日本掩盖这段丑恶暴行的历史行径。从二战后直到她的这本书付梓前，日本面对世界的舆论否认历史的行为，和对国内正义人士表明真相的良知，采用恐怖威胁逼使他们沉默的种种残忍手段,都历历在目书写在这本书里。对此，日本右翼分子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一个要揭，一个要捂。这就埋下了日本右翼势力直接针对张纯如而来的一系列矛盾与斗争。
《南京大屠杀》一书1997年12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了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对这段历史的关注，唤醒了华人世界对这段历史的记忆。这本书出版一个月内就被列入美国最受重视的《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最受读者喜欢的畅销书。张纯如原本认为“这本书虽然重要，但以为只会得到图书馆的垂青”，没有想到读者有如此强烈的反响。她自己也身不由己的被摧上了人生的顶峰，摧上了与日本右翼分子直面论战的前沿。日本右翼集团受到这从天而降突然袭击，震开了他们紧紧捂着的南京暴行丑恶历史的盖子,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视张纯如为“会让日本陷入`黑暗传说`的危险人物”。日本国会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张纯如书中的错漏之处。他们一张张分析照片,根据光线、角度、服装、表情等细节，指控她使用一些照片并不真实，进而大做文章，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日本驻美国大使齐藤邦彦，1998年5月召开新闻发布会，指责《南京大屠杀》是“非常错误的描写”，曲解了日本。张纯如立即要求跟他辩论。12月，美国公共电视台主持人吉姆.莱赫说动了齐藤邦彦与张纯如一起参加晚上6点《新闻时间》，在银幕上对话。齐藤在华盛顿，张纯如在加州，由电视台做画面切换。张纯如据理力争，抨击日本掩盖历史的行径，并对齐藤发出挑战，要求他以大使的身份,当场在美国人面前道歉。结果齐藤始终宣称：日本政府“多次为日军成员犯下的残酷暴行道歉”。张纯如当场指出：日本政府从来没有为南京大屠杀作过认真的道歉。在过去几十年中，日本政府在学校教科书中从来就是掩盖、歪曲和淡化南京大屠杀.。正是日本使用的含混字眼使中国人感到愤怒。纯如说：日本政府“只有认罪，日本才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民族”。这场面对面的论战,击退了日本右翼集团反揭露的嚣张气焰。由于论战的成功，纯如受到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的接见。
纯如与齐藤论战高潮过后的几年中,她盯牢揭露真相的目标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日本柏房书房后来购买了《南京大屠杀》的出版权，但出版过程中迫于压力，要求对该书的错误进行修改，遭到她严辞拒绝。1999年8 月，《南京大屠杀》被拍摄电视节目，成为历史探索频道节目专题之一。她非常频繁地参加社会活动，为揭露南京暴行真相而呐喊。2001年4月23日，在旧金山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她第一个登台演讲题为“强奸南京”，博得了与会者长时间的掌声。但也遭到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攻击。当场就有两个日本人站起来向张纯如发难，蛮横提出所谓疑问。纯如据理驳斥，批得两个日本人语无伦次，悻然离开了会场。2001年7月31 日，她和洛杉矶民权律师费希尔在《洛杉矶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批评日本政府拒绝向成千上万遭受日本军人之害的慰安妇道歉、赔偿。还批评了美国政府对日本侵略罪行的姑息养奸。他们指出：“人们都会认为，一个对冲绳妇女遭到强暴感到愤怒的国家，会非常关心自己国家的士兵在二战中大规模强暴妇女的历史。但到今天为止，日本政府拒绝韩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要求。这些教科书，掩饰日本在二战时的侵略暴行，其中包括30年代和40年代对慰安妇的大规模的强暴”。为揭露真相，纯如在这场与日本右翼势力旷日持久的论战中，充分展现了她的才华。1998年获得华裔美国妇女联合会的年度国家女性奖。2002年5月13日俄亥俄州伍斯特学院授于她荣誉博士学位。
张纯如的家庭生活，也展现了一个现代年青女性的真诚、善良和美丽。她结婚十年，在繁忙的写作和社会活动之中，不失时机，早婚晚育，于2002年8月,生了儿子克里斯托弗.道格拉斯。为丈夫、为家人、为小生命奉献了她的至爱。在怀孕的同时，她还坚持写作，完成了她的第三部书《美国华裔史录》并于2003年4月出版。纯如在这本书中，追述了华人在美国生存奋斗参与创造这个年轻国家的150的历史。“从19世纪中业的淘金潮开始，直至20世纪90年代高科技浪潮中，无论是最早期的华工还是今日在科技领域大显身手的技术天才，”“展现了他们在迈生的土地上，依靠自己的真诚和智慧，在劳动中锻造新身分和新命运的决心。”纯如写这本书，也反映了她的心目中所追求的一种人类文明。
为着追求人类文明，张纯如透过历史这面镜子审视人性的阴暗面，对南京暴行作了深刻的思考。她说：“在我读完几箱关于日本战争罪行的材料，浏览了浩瀚的世界历史中古代诸多暴行的记录之后，我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与其说是日本在二战中的行径是由危险的民族所致，倒不如说是在一个脆弱的文化中，一个危险的政府，在一个危险的时刻，将其危险的理论贩卖到另一个与之截然相反的民族所致。我们应以慎重的态度看待南京的暴行，它阐明了人是多么容易被鼓励让十几岁的孩子泯灭天性，成为可怕的杀人机器”。纯如所指的“脆弱的文化”和“危险的理论”，实际上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时代推行的弱肉强食的文化和理论。日本右翼集团，，至今仍然紧紧抓住军国主义的幽灵不放，崇尚着这种危险的理论，作为他们的精神支柱。纯如思考良久，最后决定撰写《巴丹死亡行军》。让当年日本政府推行的这种灭绝人性的危险理论再一次曝光。让世人看清，忘记历史会重蹈覆辙的危险。
《巴丹死亡行军》是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虐待美国战俘的又一桩残暴惨案。1941年12月7日，日本联合舰队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陆军也开始进军菲律宾，并与美、菲联合守军交战。其中位于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守军与日军激战达四个月，最后因缺乏支援与接济，于1942年4月9日向日军投降，共约78000人。这批战俘被解押到约100公里外的战俘营而踏上死亡之旅。天气炎热，战俘们除了给少许食物外，不再有任何饮食。凡是企图寻找饮水与食物的，即被日军刺死或枪杀。即便有躲过日军视线偷喝到几口河水，也因河水里漂浮着尸体和绿色泡沫严重污染，引发严重的腹泻、呕吐而死。一百多公里的行军，最终到达营地死亡达15000人之多。历史上把日军这桩灭绝人性的事件，称之为“巴丹死亡行军”。很显然，二战中,日军从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惨案”以及其后8年中在中国的大片土地上实行的“三光(烧光、杀光、枪光)政策”，到1942年4月在菲律宾的巴丹半岛的死亡行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地区，却是同一个日本的军队，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文化教育的产物。日本右翼势力的触觉，对张纯如这样一个“危险人物”的举措，再不像《南京大屠杀》出版以前那样迟钝了。他们居然暗中窥视，采用卑鄙手段阻挠、打压。
张纯如不顾日本右翼势力的威胁，恫吓，毅然踏上书写《巴丹死亡行军》之路。可惜她病倒了。她的病，主要是操劳过渡引起的。我们看到，张纯如从撰写《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劫难》开始，她既为这骇人听闻的残暴罪行而震惊，更被掩盖历史丑恶的再度强暴行径而激怒。一路口诛笔伐艰辛地走过来，心身长期处于紧张的应激状态。睡眠不好，头发脱落，体重减轻，身体健康严重亏损；加上晚育得子，生下儿子克里斯托弗以后，原来的生活规律也被打乱，睡眠更差。面临健康的现状与她定下的书写事业，发生力不从心的矛盾。强烈的社会责任心和书写《巴丹死亡行军》的紧迫感，使她心情十分焦急，而这种焦虑的心情对她的失眠更为不利。聪慧的张纯如，对自身的健康与疾病的问题，恰是一个盲点。她处在事业与健康的矛盾困扰中,没有从认知行为上处理好以健康为重，事业来日方长的关系，而使病情逆转。
最后的问题发生在张纯如对自身疾病预后的误判上。当得知她的病情与“抑郁症”挂钩的时候，心情更加焦急。她在抑郁症的盲区里茫然，从开始拒认到后来默认，最后被陷在困境里不能自拔。在健康状态每况愈下之时，她对“抑郁症”的病情发展产生了错误的估计。她可能认为抑郁症发展了下去,会导致精神致残，这将意味着丧失知识生命而失去自身的人生价值。她绝不愿意让一个生命质量极低、毫无人生尊严的生命体存在而玷污自己的人生。她趁自己理智尚存，对事业、对家庭一一作了交代和安排。留下要求家人记住她生病前的样子，记住她“曾认真生活，为目标、写作和家人真诚奉献过”的遗言。最终，选择了“安乐死”。
我对自杀问题，过去总认为是消极行为,是悲观、绝望的表现。但其实，有些特殊情况的自杀，可能也可以是积极的人生选择。“士可杀，不可侮”，就是中华文化传统中，知识分子的一条人生底线。屈原著《离骚》、《九章》，自投汨罗江而死，就是古代的一个先例。在张纯如心目中，“魏特琳去世，就是一名英雄之死”。魏特琳在南京大屠杀中，曾竭力帮助南京难民，被南京人民称为“活菩萨”。日军在南京城中的暴行 ，使魏特琳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受到创伤。回到美国，虽经努力治疗，但精神仍一步一步走向崩溃。最终，她打开公寓厨房的煤气开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留下的《魏特琳日记》，见证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美国基督教士联合会宣布魏特琳死讯时说：“我们认为像在战场上倒下去的士兵一样，魏特琳也是战争中的牺牲者。”张纯如，给世人留下《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留下她未完成的《巴丹死亡行军》，含恨饮弹而去。她为追求人类文明，捍卫人性尊严而死。她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英雄之死。她昭示人们牢记历史教训。“真相是不可毁灭的，真相是没有国界的 。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以确保真相被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悲剧不再发生”。是的，我们应当牢记历史教训，以史为鉴，不让历史悲剧重演，共同开拓人类共享的文明和谐的大千世界。
